“通鉴”是我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编年体史书的一种重要类型。自北宋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出，著家蜂起，蔚为大观，或补前纪，或续后编。近代以降，史著以“纲”、“鉴”命名者，所在多有，或简或繁，不胜枚举。惟清毕沅撰《续资治通鉴》与夏燮撰《明通鉴》可谓较好续作。然而，清代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，横跨古代、近代两个时期，与现代紧密相连，资料浩如烟海，著作汗牛充栋，一部简明扼要的《清通鉴》却付诸阙如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！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，编纂出版一部与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明通鉴》体例相近、规模相当、互相衔接、成龙配套的《清通鉴》实在是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，也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！最近，一部长达400多万字的《清通鉴》终于在岳麓书社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完成，实乃学术界之幸事。
如所周知，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所记上起公元前403年（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），下迄公元959年（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），记述了其间1362年史事。毕沅撰《续资治通鉴》上起公元960年（宋太祖建隆元年），下迄公元1370年（元顺帝至正三十年），记述了其间410年史事。夏燮撰《明通鉴》（正编）上起公元1352年（元顺帝至正十二年），下迄公元1644年（明思宗崇祯十七年），记述了其间292年史事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《清通鉴》系继上述三书之后清代编年史新作。它起于公元1644年2月8日（清顺治元年正月一日），下迄公元1912年2月12日（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，记述了268年史事。至此，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部丛书中，一套完整的“通鉴”体系列史籍续完。这部拓荒之作的问世，将标志着我国历代王朝“通鉴”类史书的完成。
时代在前进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，我们的治史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。《清通鉴》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，但在内容采择、资料搜集、史事考订、叙事方法诸方面又力求有所创新，因而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色，概括起来，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。
首先，规范“通鉴”体裁，注意扬长避短。本书在体例上大体仿照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甄采众书，剪裁熔铸，即每一历史事件均参酌多种记载，综合编撰而成，每条事实皆从原始史料中搜寻采编，均有出处（因限于篇幅，注释未能刊出）；惟史事考订体现在信史采录上，议论则寓于叙述中，诚如毕沅所云，“据事直书，善恶自见”，故本书不附《目录》、《考异》，不撰史论。考虑有关清代人物传记已出版诸如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、《清代人物传稿》等多种版本，凡清代知名度较高的人物，几乎搜罗殆尽，均列有详细传记，故本书一改《资治通鉴》惯例，有关人物传记，一律从略，以节约篇幅。
其次，扩大纪事范围，丰富“资治”内容。以往“通鉴”类史书，其内容多记历代统治盛衰得失、治乱安危之迹，于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则较少述及。本书选材范围则不限于“事有关于国家，言有系于劝惩”者，举凡政治兴衰、制度沿革、大吏升迁、军事建制、经济结构、文化变迁、社会演变、自然变故、群众斗争、民族关系、中外交往等等历史现象均在叙述之列。博而得要，简而不遗，乃是本书争取达到的目标。
复次，叙事相对集中，事件始末易明。本书既发扬了编年体的长处，又适当吸收纪传体的某些优点，并参酌纪事本末体的笔法，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适当集中、连续叙述的方法，将同一件史事合并而仍以时序别其先后，陆续发生在一年中的事件，选择在事件出现高潮的时候集中叙述，发生在几年中的事件，在每一年适当的时候集中叙述，在写法上采用追记、补述等方法将前后发生的事件系于同一时间之内，尽量避免编年体史书中重大事件散见于多处的弊病，如此，既注意到了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顺序，又保持了事件发展的相对完整性，这就大大方便了读者。
（本文系作者为《清通鉴》一书所作序言，刊时有删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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